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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言vs骗语:“打假”是个精细活
发表时间: 2014-05-09      【稿件来源】:     字体: [][ ][ ]

_本刊记者  李天锐

 “林处长,救救我!我的胆子最小,老想吃现成饭!”

这是上世纪50年代老舍话剧《西望长安》中,骗子栗晚成被拆穿后的情景。栗晚成自称曾任团参谋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从而开始了骗飞机票、骗生活补助、骗感情的荒诞人生。他的原型,是“50年代最大政治诈骗犯”李万铭。

60年过去,栗晚成依然活跃在现实中。他们或亦官亦学,为企业奉上发展战略;或长袖善舞,为地方带来“北京好声音”。《廉政瞭望》记者采访了多名官场人士、学者法官,揭开骗子行走官场的伎俩,及骗局背后的深厚土壤。

假官员爱“傍”哪些衙门?

 此次赵锡永“现形”后,网友对其冒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有诸多解读。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认为,这是精心研究过的。“规划和研究部门不属一线,工作范围广,既有正式人员、又有聘任的研究员,一些内部人士也不容易弄清。”刘益飞说。

假官员还爱“傍”哪些部门?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说了一连串:中组部地方干部局官员,中央纪委“地方特派员”,总参情报局官员,国家安全部特勤人员,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官员(多为难以查证的副职),国务院“国情咨询员”……“这些单位有的管人,有的管钱,有的神秘莫测,是骗子的首选。”陆群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最受骗子青睐的职位则是“主任”。因为主任可大可小——中办、国家发改委的一把手是主任;一个小科室,头儿也是主任。

一名资深法官透露,假官员选择行骗地域也颇为“讲究”。过去,一些人往往盯上北京等大城市和相对落后地区。首都大小官员云集,有着不同诉求,给熟谙官场的骗子提供了条件。相对落后地区则对“京官”更为崇拜,对项目、官位等的诉求亦很强烈。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的便利,官场中人防骗意识普遍增强,很多假官员难以故伎重演,只好“苦练内功”。

首先是自我包装。2011年,北京市二中院曾审理过一起冒充官员直系亲属诈骗案。杨某通过电视新闻模仿该官员,佩戴同样材质的眼镜,并在发型、打扮甚至言谈上着力模仿。许多受害者因此被骗数十万元。

骗子还学会了“神秘”。“话总是说一半,喜欢端出点架子。”二中院法官程昊说,许多假官员通过聊出生地等,侧面显示自己与某领导人的关系。法官邱波还透露,这些人平日就以官员自居,通过扩大交际范围,坐等他人上钩。

以官员身份参加学术会议也是一招。这种会议名目繁多,身份审查不严,让人钻了空子。在二中院审过的案子中,就有假官员带受害人旁听某重要会议。会后,骗子走到主席台,与真官员寒暄拍照。虽然二人并不熟识,但这一举动却让受害人佩服,以为两人十分熟络。

“中间人”亦成了骗子利用的对象。如赵锡永就是通过学术会议认识云内动力董事长杨波,被引荐到昆明的,而杨波对其真实身份并不知晓。

 

“我一眼就能识破”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陆群看来,只要不图名利,大小官员就不会上当。如果对官场有一定了解,观察骗子举动,不动声色地问几个问题,还可揭穿许多假官员。

“长沙经常有冒充中央官员的,我一般一眼就能识破。”陆群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一次,有朋友让陆群参加饭局,说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司长参加。“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又来了骗子。”陆群说。

见面后,司长听说陆群是纪委的,脸色骤变。“我跟他礼节性聊天,问他们单位有多少编制,主要干什么,他说编制很多,具体要组织部才知道。你说他们单位怎么可能有个组织部?”

禁不住大家盘问,“司长”终于说,他不在机关,而在机关下属的某网站工作。

此后,陆群多次受邀鉴别“真伪”。“去之前,我不让人告诉对方我的身份,因为骗子对纪委干部很警惕。”

有段时间,有人不断向陆群打听,中央纪委是否有个姓田的驻湘特派员。他说根本没特派员这回事,但没人信。

“我就让老乡约田出来喝茶,我在旁边茶座,用短信指挥老乡提问。一开始,他说得头头是道,还暗示跟某些领导很熟,直到我问了句,中央纪委有多少特派员,他说全国有500个,才露了馅。”

原来,骗子称能为被查的官员“开脱”,以此骗钱。因缺少具体证据,陆群要老乡不理他。

陆群还见识过更有“水平”的骗子。有人曾冒充最高法的法官,插手广东一起民事案件,此人懂不少法律知识,把别人完全镇住了。但后来,骗子落网获刑。

 

“考公”的富翁,被拦截的王子

 “假钦差”赵锡永等人被曝光后,许多人进行了反思。

“为何一些官员那么好骗?假官员满足了哪些需求?”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胡光伟连发数问。他认为是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一求项目,二求升官。反映的,是获取项目和干部提升的渠道不畅。“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胡光伟说。

《人民日报》也评论说,这批假官员自由往来各地,体现出地方干部畏上媚权,要害部门手握审批权、潜规则盛行等真问题。

胡光伟还感慨,刘和平等本身是假冒伪劣,却被百姓视为“颇有政绩”。不管刘出于何种目的,也反映了官场上敢于碰硬、真正为百姓办事的官还太少。

在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看来,官场骗子一代代层出不穷,根源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的影响,这也得到了众多专家的认同。

让刘益飞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一方面没有全部肃清封建残余,也没有认真地批判官本位,另一方面还用制度去强化它,使一些官员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

胡光伟则强调,体制外的人,对官员也有天然接近性。当年,台湾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就以官本位作“酱缸文化”的例证。其特征之一是全社会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如今,官本位更体现在一边骂官,一边羡官。

前不久,黑龙江千万身家的老板浩宇报考公务员,称“有了身份心里就踏实了”。而赵锡永当初报考国务院部门,失利后颇感怀才不遇。其后冒充“钦差”,用他的话说,也是为了“曲线救国”、实现人生价值。

“我们要从根本上去批判、改变官本位,让人人在官员面前都有平等人格。”刘益飞说。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去年秋天,货真价实的瑞典王子卡尔·菲利浦一人从委内瑞拉前往美国时,竟然被美国警方怀疑使用假证件,当成冒牌货,在机场给扣下了。直到确认了身份,才将其释放。

胡光伟等告诉记者,西方的宪法和法律,专门为防止政府越权设置了苛刻的条款,在制度上有了保证。此外,西方“人性恶”的理念,培养了老百姓监督意识。行政权虽跃跃欲试,却总不至于失控。这正是西方鲜有假官员的原因。

 

“升官前,想一想”

假官员风波迟早会过去。但政府、官员和社会如何认真吸取教训,却值得深思。

“要下决心清理官本位这类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刘益飞说,“另一方面,提升官员接待、干部选拔、公开等制度的执行力势在必行。”

采访中,诸多官员表示,公务员有一套健全而成熟的身份审查制度,涵盖领导视察、基层接待、干部任职、借调、衔接的各个方面。如果严格执行,而不是靠“打招呼”办事,很多骗子不可能得逞。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以王亚丽为例,如果当年人事部门将其履历对社会公开,在第一关——正定县武装部就能发现她造假。如果此后任命她为鹿泉市开发区书记的动议上常委会讨论,或者推行重大任免全委会票决,其“露馅”的几率亦不小。

对于纪委而言,预防假官员也有着力点。陆群认为,除了惩处与教育并重,还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监督。“因为现在确有一些上级官员在基层插手项目、收钱了难,客观上为‘李鬼’创造了条件。”

在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看来,要让“李鬼”不再猖獗,就应限制官员权力。具体来说,公权力者要敬畏群众,接受群众随时随地“挑刺”;畅通舆论监督等方式;将基层民主与公开推而广之。

魏敏生认为,习总书记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很有针对性。“以前也讲把权力关进笼子,但在一些人看来,权力进不进笼子,是由权力自己决定的。”

“现在一些上级部门和官员的权责已经失衡了。”魏敏生认为,原本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现实中却可能变成权力越大,利益越多,责任越轻。因此官员只要能提升,不管专业、经历等是否适合,都十分乐意。

“如果有一天,官员升职时,能因评估到自己不能胜任、怕被问责而让贤,就朝消解官本位、扭转社会风气迈了一大步,那时假官员也会无利可图。”魏敏生说。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更多根本性措施。

44日,媒体曝出四川泸州青年刁涛冒充公务员,虚构大型项目诈骗建筑老板1000余万元的案子。骗局最终被泸州副市长刘云识破,刁涛被捕。当民警找到刁涛时,他仍一口咬定:“香港许氏投资集团老总正与有关领导商谈……”

刁涛不会是最后一个假官员。

 

 附:三种假官,混迹江湖

 

通过梳理多人情况,本刊记者总结出假官员行骗官场的三种类型。

 

诈骗钱财,得寸进尺

典型案例:吉林无业人员周雪松,以“永吉县委副书记”等身份招摇撞骗,获刑16年。

行骗特点:此类骗子多文化水平不高,行骗手段单一。但心思细密,其“必杀技”为口若悬河,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如周雪松被抓后,还要给刑警大队教导员“提干”。

 

享受官威,扮演上瘾

典型案例:赵锡永冒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在湖南、云南等地“调研”。

行骗特点:此类骗子是第一类的升级版。他们多有专业背景和一定资源,通过会议、论坛结识官商大佬,受邀参加调研,既拿物质好处(顾问费),更重精神享受(被奉为上宾,建议获采纳)。地方上“唯上是从”,难质疑其身份。但若有人较真,容易露出马脚。

 

起点造假,一切归零

典型案例:曾任共青团河北省委副书记的王亚丽、“三假干部”曹忠武等人伪造身份骗官。

行骗特点:王亚丽本名丁增欣,是初中肄业的乡村女子。她的干爹、富商王破盘和多名领导暗箱操作,将她变成了官,步步助其升迁。此类骗局,在三类骗局中最不易戳穿。如果不是2008年王破盘猝死后,王亚丽与其子女展开“遗产大战”使王身份暴露,她不知还会潜伏多久。也不知如今还有多少“王亚丽”正潜伏着。

 

转载自《廉政瞭望》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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