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卷帙浩繁的史籍与纷繁芜杂的历史文献，本质是记录一切历史印痕的载体。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文献法是一个围绕特定调查主题，通过搜集和分析研究有关文献资料为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的方法。

　　作为我国外事调研工作的卓越奠基人，周恩来同志为解决复杂、敏感的中缅边界问题，遍阅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主要涉及其历史演变和现状等内容，形成《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为赢得外交战役的胜利打下了重要基础。

　　中缅边界位于中国云南省西部和缅甸东北部，全长2000余公里，地形复杂且民族众多。新中国成立后，外部势力经常利用边界问题制造话题，挑拨中缅关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在政权初生的几年时间里，我国主要采取的是“暂时搁置”以“维持现状”的过渡性政策。一是不希望让中缅边界问题冲击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四面出击”必然是“四面受敌”；二是当时我们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没有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确实“心中无数”，也“心中无底”。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因为当年云南解放时，国民党军队残部李弥率几千人逃往缅甸，盘踞在缅甸掸邦地区，此后不断对中国境内进行破坏和骚扰，双方边民饱受残匪袭扰。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剿部队和缅甸军方也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纠纷，甚至在1955年底，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而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各有数人受伤。

　　为了寻找一条公平合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途径，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周恩来同志亲自挂帅，认真研究了中缅边界的全部情况，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查阅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中国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搜集了各种地图，并请教了龚自知、王季范、尹明德、于树德等专家，弄清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和原因；调查了19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研究了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国际法有关处理边界问题的论述和国际惯例。最后，把所获得的全部材料，同中缅两国的关系和中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通盘做了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既考虑历史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的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曾七次作为高级翻译陪同周恩来总理访缅的程瑞声同志回忆，中缅边界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人都不太了解，他自己因为在缅甸工作过，所以了解一些情况，但是总理在整个交流和谈判过程中对问题的熟稔让他十分惊叹。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就是在大量文献调研、交流座谈、实地勘察后所形成的重要成果。1957年，周恩来同志先后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云南省政协召集的各界和各兄弟民族代表参加的会议、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三次就此报告听取意见，提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在报告中，周恩来同志特别指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如何对待历史资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正像封建时代的许多国家一样，四至疆界是不十分明确的。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同边沿地区各个民族的关系也有各种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因此，要确定中国封建帝国的疆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近六十多年来，国内和国外出版的地图中，先后出现了对中缅未定界的许多很不同的画法。这些情况不能不在广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对中缅未定界的混乱看法。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率先垂范深入调查，两年多后，《中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正式签订，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铺平了道路。中缅边界，成为新中国正式划定的第一条双边陆地边界线，也是新中国通过外交谈判彻底解决边界遗留问题的成功样板。

　　中缅边界正式划定的过程告诉我们，调查研究就是要全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与现状，掌握一个地方的条件和禀赋，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工作。1989年8月，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来宁德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手边常常不离“志”。20世纪80年代，河北省正定县委决定编写一本《正定古今》，苦于资料匮乏，于是向时任县委书记习近平求助，他拿出的是整套复印古籍《真定府志》和《正定县志》。在正定人眼里，熟读县志史料、走街串巷勘察古迹的习近平同志，是真正的“正定通”。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读《福宁府志》，其中记载霞浦有一片官井洋，“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盛产大黄鱼，老百姓也称“官井洋半年粮”。他在调研霞浦时即指出：“这是我们闽东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既要把它保护好，也要把以养殖业为代表的海上经济带动开发起来，让老百姓都富起来。”在浙江，习近平同志用一个多月时间赴各地考察，白天走访调研，晚上查阅市志、县志。在履新上海后不久，就让市委办公厅找相关部门给他提供一套上海地方志。翻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等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实践采访实录系列丛书，看到很多曾与其共事的人都谈到了总书记的历史情怀：开会时，一般领导谈的多是土地、GDP等，但习近平总书记会先从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讲起，娓娓道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说产业、聊发展，对症下药。

　　追溯历史渊源，传承中华文脉，记录发展演进。今天，无论是地区开发，吸引外资，还是对外交流、宣传推介，历史文献的特殊价值都是无可取代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的，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则更为全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

　　（作者单位：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石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