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容，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作品曾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春天文学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作品《圈马谷》获青花郎·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并入选2023年度《中国作家》·芒果“文学IP价值”排行榜。小说《鹌鹑，鹌鹑》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年度档案”。小说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海外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并入选年度最佳和各类文学选本，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读书带给人的感悟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

　　这些年，我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学类书籍，对历史类书籍也情有独钟。并非因为读历史书籍能让我了解真相，历史的真相于我并非首要。如今一些历史学者讲《三国志》，却格外排斥《三国演义》。但对我来说，读《三国演义》反而获益更深，因为它教给我的是做人的道理。比如关羽的义薄云天。曹操对他上马金、下马银，用美女进行诱惑，却始终未能改变他的志节。身外之物、糖衣炮弹未能让他失去做人的本心，这比历史苛求的真实，更值得一个文人和知识分子所崇敬。

　　有人说，读史无论如何也要还原真相。我却觉得读史更重要的是领悟其中的道理、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相较于对历史细节的穷究，其中蕴含的道理往往更能穿越时空，给予我们启迪。因为许多真相，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永远都看不到了。因此，掌握认识真理的方法，才是我们读史的真正目的。

　　许多人做了一辈子文章，没有写出一篇有骨气、有独立人格，或格调清雅的文章。这些人恰似鲁迅笔下那穿着长衫却未能挺直脊梁的旧式文人，一生的笔墨不是用于书写真心、洞察世相，而只是在某种无形的框架里重复着安全却无生命的词句。这样一个自我禁锢的读书人，看世界的眼光、做文章的角度与风气，必然矮近，也注定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真话。若读者不加辨别，也容易迷失在表面的粉饰里，正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读书的人，要多对世上的书提出几个为什么，要敢于对一些人的“伪书”提出质疑，要敢于问他们是在为谁而歌。

　　真正有风骨、有格调的作者，其人格魅力要比他们文字的境界层次更高。譬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他因不肯违背独立之精神与内心之真实，毅然归隐田园。正是这种高远的志趣与人格，才催生了那些光耀千古的大文章。他的人格跟文字是一体的，是属于我笔书我心的。文人和所有的执笔者，须有如此胆魄，既要有文脉，也要有文胆。作品如果软绵绵、甜兮兮的，跪地如泥，立不稳当，写得再长又有何用？真文人即使三言两语，也自有力道、筋骨和气节。文章本随性，就像种在土里的庄稼，无论敷衍抑或深耕，都是欺骗不了人的。

　　一个文人，若是媚上欺下、谄媚权贵、虚伪下流，你还能对他手中的笔寄予什么厚望？他们文字的格调是高不了的，境界也是上不去的，只要稍微剥开他们文字的外壳，一眼望到的便是酸腐和谄媚之气，多看一眼都恐污人眼目。识别好文，一定要剥开花俏甜腻的外壳，看其文字的本质。大家经常议论作品的好与坏如何分辨，究其根本，好就好在有无哲学的思想、悲悯的情怀、高远的格调，以及正确的立场观点。比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所站立场，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文中境界层次，一读便知；还有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鞭挞何物，同情何人，自是为民仗义执言，一目了然；还有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都是在为弱者著书立说。他们都在向真理和良知致敬。

　　读书人最基本的精神是独立的人格和应有的良知。我曾经写过一篇《竹石之气》，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并获多家媒体转载，这是一篇心性写照的文章。我爱竹子和石头，是因为它们高洁不变的本性。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垮塌了，其立言立文一心向着邪恶、对着严寒、朝着背离真理的权势低头，向高高在上者讨好和谄媚，这是对中国如此伟大的汉语言文字的失敬。

　　所以，读好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近两年视力下降严重，我不得不依赖放大镜的帮助。当模糊的字迹在镜片下慢慢显出它的本来面目时，竟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动。如果没有书，我一定会非常孤独。孤独的时候，我也做些在旁人看来或许怪诞的事，比如静静地站在黄河岸边，看河水的闪烁与跳动，或者登上空无一人的贺兰山顶，大声呐喊。但更多的时候，我只有遁入书中，来度过自己最艰难无助的时光。

　　二十多年前，因为读书写作，我来到银川。那时候的银川，还没有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覆盖。只要走出有限的繁华区域，便是荒凉的郊区——到处是荒地、沼泽和湖泊，蚊子非常多。一到晚上，根本没法安心读书或入睡。刚一静下来，蚊子就肆意活跃，准确无误地扑来叮咬。我的全身到处都是蚊子留下的“杰作”，浑身又红又肿，痒得忍不住去挠，越挠越痒，越痒越挠，直到挠出血、结了疤，周而复始。

　　十年、二十年过去，银川已是高楼林立、道路宽阔。许多没来过银川的人，以为银川是在一片大漠戈壁上，风沙肆虐，人们都骑着骆驼去上班，单位门口到处都是骆驼的粪便。可当他们真正来了，才发现跟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这里就是现代化的城市。我曾站在北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楼对面的楼上，看车水马龙、霓虹变幻的夜景，其繁华与我在银川所感，差别并不大。身处闹市，看这种热闹与繁华，心却在漂泊。只有置身于一个安静的地方，即便是风雪中西海固的窑洞里，就着昏黄的煤油灯，读上几页书，便也是踏实的、放松的、幸福的。

　　有时候，人的幸福快乐并不在于金钱、地位或山珍海味，而是像《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那样，主动选择一种简单的生活，在自然中劳作思考，与自我真诚对话，或与一个懂你的人，共享内心的宁静与富足。我曾经爱竹子，尤其喜欢听风雨敲打竹叶竹竿时那清脆动人的声响。这时坐在竹子旁边的草棚下，读白居易的《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个给别人送温暖的人，自己却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但是为了生计，他甚至盼望天气更加寒冷一些。这是何等深刻的矛盾心理，一个诗人的心变得何其柔软和疼痛。读这样的杰作，能读到我们中华民族高贵者的灵魂，这个灵魂里，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悲悯和爱怜。

　　一个读书人，在世上一定要有基本的良知与风骨，即使不能兼济天下，但也应该做到独善其身。

　　责任编辑：李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