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丰富厚重的文化精髓，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理想追求，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相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贯彻全会精神，持续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需要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握其基本的特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在道德品格上，推崇爱国，强调忠信。在我国传统文化理念中，爱国、忠信既是人生信念、道德涵养，也是行为准则。爱国，表现为对祖国山川、历史文化的热爱，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忧国忧民的情怀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左传》中“苟利社禝，死生以之”的申述，《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哀叹，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恨，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笔，李大钊“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的壮志，体现的都是爱国主义的情怀。忠信，与爱国紧密关联。“忠”虽然强调的是君臣间的特定关系，但将其扩大到普遍的意义范畴，强调的则是对国家、对人民要忠。“信”则是守诺，践行爱国、爱民、爱人的承诺。爱国和忠信，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也是新时代推动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治国理政上，主张以民为本、选贤任能。这是历代明君贤士治国理政的首要方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见解，贾谊“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的观点，体现的都是民本思想。民心是以民为本思想的灵魂。管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观点，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主张，强调的都是民心的重要性。富民是以民为本思想的物质体现。管仲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朱元璋多次晓喻大臣:“强国之道，教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一威所系。”申明的则是富民的重要性。君贤民治是实现以民为本思想的前提。“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圣贤，则国安而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突出的是君贤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强调人民是国家和一切政事的根本，只有民富国才能安、民才能治、国才能强；只有君贤、吏廉才能保障民富、民治、国安。

　　在意志品德上，倡导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精神，既包含着主动进取、奋发有为的道义担当、社会责任，也包含着正直独立的人格和主动创造精神等。《周易》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君子要像天地运行一样，刚健有为，不屈不挠。《山海经》中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的神话，《列子》中愚公移山的故事等，肯定和倡导的就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意志品德。对于个人、民族、国家来说，当发展进步顺利时，精神容易懈怠，就要振奋精神；如果外在环境恶劣、前进道路受阻时，就要攻坚克难。顺境时自强不息，逆境时坚忍不拔，这两种宝贵的意志品德，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关键因素。也正是凭借这种宝贵的意志品德，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人生境界上，追求仁爱，崇尚自由。在人生境界上追求仁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仁爱思想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亲亲，强调亲人之间相互关爱，这是仁爱的基础；恻隐，主张遇到不幸之人或事要萌同情之心，这是仁慈的开始；忠恕，就是推己及人，尊重和宽容他人；博爱，就是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认为“仁者人也”，人的本质特征在于有没有仁爱精神。崇尚自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生境界上的另一追求。以儒家同时代的道家认为，人在精神上的本性就是顺应自然和规律，主张鼓励或放任人对自由的向往。仁爱和自由这两种人生境界，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补充，成为社会贤达、平民百姓的价值追求。

　　在文化心态上，推崇厚德载物、和而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秉持厚德载物、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周易》中“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的意思是大地柔和宽广，能够承载一切有形的东西，它光明、远大，促使万物蓬勃生长；“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希望君子们要如大地般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种文化心态的重要体现，就是积极容纳吸收外部优秀文明。无论是思想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还是文化的创新发展，关键是要做到和而不同，这是厚德载物、开放包容的前提。只有交流交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才能促进不同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主体性、唯实性。主体性，就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强调“天人合一”，人应效天法地，但并未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一方面，强调主体的内化效应，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主张人要自强自省；另一方面，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主张人应当“制天命而用之”，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观点强调的就是主体对物、对己的能动影响。唯实性，就是重视思维与现实的关系，要求理论简洁、实用。纵观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其共同的特点是着力概括事物的特征，形象、简洁，注重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孔孟学说深刻精辟，其核心内容“仁、义、礼、智”仅四个字，主张人们要仁爱慈善、正义奉公、尚礼守法、崇智求真。朱熹思想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要“格物致知”，主张存善，循道而行；去恶，克己省身；研物，获取知识。顾炎武一生著述甚多，其“合私成公”的道德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文不苟作”“须有益於天下”的治学主张等，都带有针砭时弊、改造社会的实用倾向。这种唯实性的特征，能促进人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促进社会发展。

　　辩证性、整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想十分丰富。《易经》主张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认为事物间存在着联系，事物间的联系又促进着事物的发展。儒家认为宇宙间的事物都在不断运行变化之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犹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都是自然之事，有其规律性。道家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了事物互相对立、依存、转化的关系。法家反对复古保守，主张“不法古，不循今”，“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儒、道、法等思想的共同影响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刚健进取的精神、从容深沉的品格，又具有实用功利色彩。体现为思维特点，就是强调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承认事物间、事物各因素间彼此关联，共存共生、相互作用。整体性特征，体现在我们的祖先把宇宙万物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物物相通的无限过程，强调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主张人们在认识自然、世界时，既要认识对象的可见部分，也要认识对象的未见部分，要从整体上把握对象的存在和发展，认清事物内部要素间、内部与外部及外部与外部要素间的联系。《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抛开了具体事物的特性，从整体上概括了“道”生万物及万物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揭示了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奥秘。中医借望、闻、问、切进行诊断，就是把病人当作一个整体，从局部入手，把握病人的整体情况，综合施治。这种朴素的整体思维观念，符合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瑰宝。

　　顽强性、创新性。中华文明绵延发展、传承不绝，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其中，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等思想，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待世界、对待人生的看法；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理想方面的愿景；讲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等思想突出的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理想；家国一体、和谐大同、舍利取义等理念强调的是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的思想行为规范。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追求、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品格、气魄和灵魂，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历经磨难不断强盛的精神支柱。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从老子、孔子、孟子到朱熹等的思想，从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到指南针等科技发明，从天文、算学、医学到农学等领域的科技成果，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作品，从商鞅变法、胡服骑射、科举取仕到张居正变法等，无不是中华民族善于突破陈规桎梏、勇于开拓创新的体现。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想和思想情感，成为中华民族生机盎然、发展壮大的精神纽带。

　　融合性、凝聚性。在我国历史上，曾遭遇过五胡乱华，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满清入主中原的变故及佛教、伊斯兰教文化的浸染，但都未能中断中华文明的发展，反而使其在吸收了各少数民族及外域文化的新鲜血液后，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合力。在与各民族、各地域及外域文化的交流时，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其多元、包容、融合的特质和海纳百川的胸怀与气魄，吸收各民族、各地域及外域先进文化元素，促进了中华民族及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同时，历经数千年构建，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以先秦的易学、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为主导，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内容为主线的稳定的文化框架。这个稳定的文化框架以维系传统宗法社会、农业社会为出发点，高屋建瓴、深邃奥妙，明晰有序、影响深远，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主导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知识结构、行为规范等，升华为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释放着强大的吸纳力和凝聚力，是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国家强大、民族强盛的不竭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宁夏共产党人杂志社）

　　责任编辑：何青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