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化 > 朔方文苑 正文

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

稿件来源:共产党人17期 作者:胡 斌 发布时间: 2020-09-15 | 打印 | 字号:TT

  宋人周敦颐《爱莲说》中用“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写出了莲茎中心贯通、直挺不弯、不生枝蔓的特征,也比喻君子通达事理、行为方正、不攀附权贵的高尚品质。

  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对搞政治攀附向来深恶痛绝。孔子早就说过,君子群而不党。志同道合者可以成为事业中的朋友,但千万不可结党营私。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自己有权势,忘记自己的权势,不盛气凌人;自己没有权势,则忘记别人的权势,不曲意逢迎,果能做到那可真是贤德之人。欧阳修在《朋党论》里,也划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他把“道”与“利”分割开来,认为同“道”为朋是君子,同“利”为朋是小人。小人利益一致时,互相援引,勾结成朋党。利益殆尽时,交情就疏远了,还会反过来互相残害。

  有人说封建官场就是大染缸,官员的黑与白取决于环境的浸染。环境确实可以影响人,但命运之柄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对大是大非,有人就能初心不改,“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宋代包拯在《乞不用赃吏疏》中慷慨直言,“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更是展现了他不凡的志向和高尚的品格。他清白一生,刚正不阿,不攀附权贵,为后世所传颂和敬仰。

  明代于谦廉洁自守,清白做人。当时封疆大吏进京述职,多要向朝中权贵有所馈赠,而于谦每次进京,都是“空囊以入”。好心人劝他:“虽不愿送金银珠宝攀附权贵,至少总要带点土特产线香、蘑菇、绢帕之类的东西才好。”于谦哈哈大笑,举起双袖说:“我带有两袖清风!”并就此作七绝一首:“绢帕蘑菇和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可谓一生清白,两袖清风。

  明代张孟男是经历嘉靖、万历两朝的清廉之官,一生为人正直坦荡,始终不依附权贵,深得人们的敬仰。早年他的姑父高拱是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权倾朝野。但除了公事以外,已担任广平府推官的张孟男对高拱向来保持着应有的距离,高拱认为张孟男对自己傲慢无礼,连续五年不升迁张孟男的官位。后来高拱被罢官逐出京城,原来那些巴结逢迎高拱的人都远远躲避,只有张孟男为高拱设宴送行。随后张居正出任宰相,他器重张孟男为人正派,就升任他为太仆少卿。张孟男依然一心勤于公事,不对张居正趋炎附势。张居正很气恼,又是连续五年不给张孟男升迁。张居正后被罢官,张孟男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升为南京工部右侍郎,后又被召回北京当官。张孟男不仅不巴结权贵,对皇帝也直言不讳,最终得到了清忠之名。这才是难得的智慧。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一生奉行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很注重分寸,从不失态。早年他曾得到权臣穆彰阿的欣赏,但他把两人的交往始终保持在正常的工作范围内,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没有受到牵连。曾国藩在统率湘军时,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肃顺。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曾国藩也没有借机攀附肃顺,后来慈禧联手恭亲王奕䜣发动政变,肃顺等三位赞襄大臣被杀。然而,在肃顺家里查到很多私人书信,里面竟没有曾国藩写的。慈禧因此感叹曾国藩为第一正人。曾国藩晚年,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醇郡王奕譞,想和哥哥恭亲王奕䜣一争高下,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他托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大加恭维。一般人对这样的亲贵,主动往上攀还来不及,但曾国藩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说:“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曾国藩总结自己与权贵打交道的原则:“凡权要人声势赫然时,我不可犯其锋,亦不可与之狎,敬而远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我国封建时代特别是一些朝代晚期,官场“圈子文化”盛行,派系之间相互倾轧,比如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中唐时期的牛李党争,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清末帝党和后党之争等,朝中出现了一种现象,跟对了人就容易升官,而跟错了人则随时可能被贬。一些士人如果自身修养不够,缺乏主心骨,东风大顺东风,西风大又随西风,往往就会湮没在宦海中成为政治攀附的牺牲品。

  “凿壁偷光”刻苦学习的西汉大儒匡衡,一路从郎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做到御史大夫直至丞相。但据《汉书·王尊传》记载:“中书谒者令石显贵幸,专权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这个大宦官中书令石显,官职不高但位置关键、职责重要,是皇帝的助理兼秘书。石显专权骄横为非作歹,丞相匡衡对此有所耳闻,却从不向皇上举报,反而百般谄媚、曲意逢迎、主动攀附,在朝廷中与石显沆瀣一气排除异己,合谋陷害凯旋回朝的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元帝刘奭驾崩、成帝刘骜继位后,石显失宠,匡衡立即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上书新皇帝,力陈石显专权时的种种罪状,摇身一变成了疾恶如仇的贤良忠臣。汉成帝建始三年,匡衡因私吞公田、纵子杀人并图谋劫法场的事情败露,被革职抄家、贬为庶人,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西晋惠帝时期,皇后贾南风的侄子贾谧“权过人主、威福无比”,朝中一些官员趋炎附势,谄事贾氏。著作郎潘岳与大富翁石崇二人常常在贾谧和贾后之母郭槐出门之时,专候在路边,远远就下车跪迎,车马过后仍望尘而拜!潘岳由此栖身贾后一党,扶摇直上成了给事黄门侍郎。他不听母亲做正直人的教诲,“八王之乱”后贾后及贾谧倒台,潘岳被原幕僚现中书令孙秀所杀。而这个潘岳就是世传的美男子潘安,由他创造了形容卑躬屈膝、奉承谄媚的成语“望尘而拜”。

  那个写“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宋之问,为了仕途、禄位,一味巴结逢迎当时权贵。武则天称帝,宋之问利用文辞极力粉饰,以博取这位女皇的欢心。此后,宋之问见张易之、张昌宗深得武则天欢心,就投靠了这二人。他代二人赋诗作文,陪着他们宴乐优游。武则天晚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杀死武则天宠臣张易之,拥立中宗复位。宋之问被贬谪到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市)担任参军,收留宋之问的朋友参与了密谋诛杀宰相武三思的活动,这事情被宋之问偶然听得。李唐虽已复位,但武三思此时仍旧担任宰相,势力依旧。宋之问思忖再三后,决定投靠武三思,暗中派人通风报信。结果,诛杀行动失败,参与的人被下狱,而宋之问则被提拔为鸿胪主簿。唐睿宗即位后,宋之问一再求情,饶他不死,睿宗不再开恩,先下令将其流放钦州(今广西钦州),后又改为桂州。玄宗先天元年,“赐死于徙所”。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崇尚名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亦为滋养民族灵魂的厚德文化,历代仁人志士把名节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历经千百年的锤炼和发展,名节被熔铸成为一种怀德自重、坚持正义、不图名利的高尚品质,一种克己为人、洞明世事、自强不息的君子风范。

  司马光和王安石,性格迥异,两人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熙宁变法”新旧党争中王安石获胜,接替司马光的宰相位置,皇帝询问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赞赏,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对他的人品、能力、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正因为如此,虽然司马光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但是并没有因为大权旁落而陷入悲惨的境地,得以从容地“退江湖之远”,吟诗作赋,锦衣玉食。变法失败王安石被就地免职,朝廷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墙倒众人推,一些官员跳出来告王安石的黑状要求治其罪。皇帝征求司马光的意见,他恳切地告诉皇帝,王安石疾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陛下万万不可听信谗言。皇帝听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说了一句话,卿等皆君子也!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办案的一帮官吏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关键时刻,王安石从江宁上书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据说苏轼最后能保住脑袋就取决于王安石这一句话。须知,他们二人是政敌,苏轼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党变法,若换他人,不落井下石也就不错了,何苦替他求情?可一代名相王安石确能做到不计前嫌、光明磊落,实属难能可贵。君子和而不同。我和你的关系好,很敬重你的人品,但是,这不代表我就一定要曲意逢迎你。我反对你的一些做法,并不意味着对你个人道德品质和能力的否定。待人做事有原则有分寸有底线,这才是君子。

  近年来,在中央纪委通报的官员违纪违法案例中,“政治攀附”一词曾多次出现。寻根问底,政治攀附并不是什么新名词,也不是我们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实为古今中外官场之糟粕。官员搞政治攀附,或是为自己寻找“护身符”,认为“朝中有人好做官”,或是利用手中的资源达到一荣俱荣的目的。这种“圈子文化”常常伴随着集体的腐败,搞腐败的人希望他周围的人都贪赃枉法,贪官成片、互相包庇、罪不罚众、形成气候。可见“政治投机”“帮派团体”“山头主义”害人害己害国。作为党和人民的干部,必须始终坚定一个信念:党员只有一个上级,那就是组织;干部只有一个靠山,那就是人民。G

  (作者系自治区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

  责任编辑:谢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