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局势 倚重宁夏

　　占领、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之一。以1931年发动“9·18”事变为标志，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1931年侵占东北三省，1933年侵吞热河，进至长城一线，1935年侵吞华北，1937年蓄意制造卢沟桥事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方针是集中兵力，向我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进军，摧毁中国主力军队，占领中国富庶腹地，夺取中国丰富的物资，支持其侵略战争。

　　中国西北地区对日本实施其上述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一直把控制东起察绥、西至宁夏、甘肃、新疆，封锁中国西部边疆，阻断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作为主要战略目标。平津地区沦陷后，日军主力在沿平汉线南下的同时，另一部沿平绥线侵入绥远（今内蒙古），企图进攻宁夏，进而侵占兰州，切断中苏通道，威胁西安，以配合东部战场，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

　　在日本设想的这条封锁线上，内蒙古的地位最为重要。在日军的支持和操纵下，先后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军政府”，实行所谓“高度自治”。日军在绥蒙扶持傀儡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与绥远、内蒙古相邻的宁夏。特别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坚持抵抗日本侵略，数次对来犯的伪军以迎头痛击，并于1936年11月一举攻克了蒙古伪军的巢穴百灵庙，击碎了日本侵略者的美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便加紧拉拢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企图与马鸿逵结成联盟，南北夹击傅作义部，迫使其退出绥远。同时，内蒙古的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军政府隶属于宁夏省政府，假如宁夏军民与陕甘绥抗日武装、特别是陕北的红军武装联为一体，向北深入内蒙古地区，那么，日本封锁中国西北、进而切断中苏通道、配合东部战场的阴谋就会成为泡影。因而，宁夏的对日态度成为绥蒙及西北抗日形势变化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成为陕甘宁边区安全的重要保障之一。

　　宁夏当局 从观望到抗战

　　为了将设想变为现实，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染指宁夏。1936年前后，日本开始在与宁夏邻近的绥蒙地区开展特务活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庞大的特务机构，担负着监视宁夏的任务，他们经常派遣特务潜入宁夏进行活动。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飞抵阿拉善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时任宁夏省主席的马鸿逵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省政府秘书长叶森前往定远营，明确提出不许日本在定远营设立特务机构。板垣征四郎拒不接受宁夏省方面的意见，继续派4名特务乘班车到宁夏城（今银川）活动，公开向宁夏省政府挑衅。

　　马鸿逵对日本势力逼近宁夏深感不安，但当时红军主力已占据陕北，红军西征部队已整装待发直指宁夏，直接动摇其统治。因此，马鸿逵极力赞同和推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军事力量首先用于抵抗红军和镇压人民革命，对日本侵略者则采取“尽量容忍，避免发生事端，引起纠纷”的态度。他对日本特务骚扰宁夏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反目，只好命令公路局不许卖给日本人车票。板垣征四郎派遣的4名特务，乘班车由定远营来到宁夏城后，马鸿逵一面待4名特务如上宾，为其安排食宿，另一方面却把车站售票员和班车司机枪毙，暴尸街头，有意向日本特务示警，迫其离开宁夏。马鸿逵集团对日本势力的逼近和压力，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邀请马鸿逵赴西安共商大事，但马鸿逵戒备甚深，未敢前往。1936年12月14日，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讨解决事变发表“蒋院长绝对安全”言论后，和平解决事变的迹象已露端倪，马鸿逵决计明确支持国民党中央，于16日倒填日期为12月13日，发表通电声讨张学良、杨虎城。

　　“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宁夏抗日形势的发展。西北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开赴抗日前线，不断重创日军。西北军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新疆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依靠苏联寻求其支持，与中国共产党有了广泛的接触。苏联也派空军援华，大批军用物资经西北通道输入中国。在国内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日战场不断收缩的情势下，西北的抗日形势日益发展，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在这种形势下，马鸿逵不得不转变态度，积极抗日。

　　张子华赴宁　奠定工委建立基础

　　“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持续10年的国共两党内战宣告结束，全民抗战开始，宁夏当局的抗日态度逐渐坚定。但是日军并没有放弃拉拢马鸿逵、在西北抗日阵线中打开缺口的野心。一方面，日军在1937年10月侵占包头后，特别成立了“包头回民支队”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任命马福祥旧部旅长回民蒋文焕为伪督办，目的在于引诱诸马军阀。另一方面，又向宁夏空投信件。接着，板垣征四朗又飞抵阿拉善邀请马鸿逵会谈。马鸿逵只派了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锽前往，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日军碰了几次钉子，恼羞成怒，遂出动飞机轰炸宁夏省城，策动马鸿逵的阴谋彻底破产。

　　面对当时宁夏的形势和马鸿逵的态度，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日军为打通西北通道，很有可能会进攻宁夏。倘若日军进攻宁夏，马鸿逵军事势力单薄，不是逃跑，就是投降，绝无抵抗可能；倘若宁夏沦陷，陕甘宁边区的处境将会更加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派人加强绥远和宁夏的工作。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在“西安事变”前就秘密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全国抗战局面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的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由宁夏驻陕西办事处主任柴成霖陪同，从西安来到银川作马鸿逵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交给张子华的任务是：交涉在宁夏省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我方被俘人员，解决边界有关问题；开展统战工作。

　　张子华在宁期间，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中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但是却利用自己是宁夏人和其叔父王含章是国民党中央派驻宁夏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利用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关系，宣传抗日救亡和我党的主张，多次会见其在北平的同学、时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的袁金章、雷启霖，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建立了以袁金章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张子华还动员王振刚、王栋、孟长有等一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张子华来宁，为恢复和建立宁夏地下党组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为日后党组织在宁夏开展工作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

1937年，毛泽东给张子华签发的抗日应战介绍信。

　　宁夏工委诞生 抗日救亡高潮迭起

　　1937年，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以便加强宁夏地区的工作。先后任命中共中央民委回民部部长杨一木和中共中央党校民族班班主任李仰南为宁夏工委书记。11月，李仰南和中共党员何广宽等分别从定边先行到达宁夏城。李仰南持张子华、赵统儒的信件拜访了袁金章，袁金章表示愿意为抗日救国效力，对李仰南来宁夏宣传抗日表示欢迎，并通过关系安排李仰南到银川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以此作掩护开展工作。何广宽暂时以卖书报为掩护，与其他同志一道以宁夏城为中心，在南起中宁、吴忠、北到平罗、石嘴山的广大地区，开展以中、上层进步人士为主的统战工作。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中共三边特委于1938年春季和秋季，先后派苏文、李维钧、薛天敏等许多同志来到宁夏，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分别在宁夏各地从事革命活动。宁夏工委书记杨一木也于1938年1月来到宁夏，在黄渠桥第二完小，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主要领导军事及省城以北的工作。同年春，中共党员金三寿、马宗彪也被派回家乡吴忠堡等地开展工作。经过以上安排，1938年春夏，在宁夏国民党统治区的大部分县都有了共产党的活动。

　　在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党把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在进步爱国人士的全力支持下，从1937年冬到1938年底，宁夏的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先后成立了“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后方抗战服务团”“农村抗战服务团”“小学教师战时教育研究会”等。宁夏实验小学、宁夏中学、黄渠桥第二完小、中宁恩和堡小学、宁朔县汉坝小学等学校都先后建立了抗日团体。抗日游行、教唱抗日歌曲、抗日戏、刷写抗日标语等揭露日寇侵华暴行，颂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的群众抗日活动不断展开。宁夏工委成立后，还积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发展壮大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通过这些代表人物，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扩大了统战政策的影响，掩护了地下工作人员，支持了共产党的工作。一大批进步青年，也在宁夏工委的积极推选下，奔赴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等学习深造，为革命队伍输送、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责任编辑：李百军